历代户籍制度的演变与社会转型：从编户齐民到近代身份管理

一、五代十国（7–960年）：战乱撕裂下的户籍失序与重建萌芽

唐末藩镇割据瓦解了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籍体系，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使户籍管理陷入空前混乱。

北方政权如后梁、后晋长期处于军事对峙前沿，「人户逃亡，田畴荒芜」成为常态。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枢密使安重诲奏报：「魏博六州，自兵兴以来，户口减耗三分之二」，而朝廷为维持军费，仍按旧籍征派赋税，导致「丁口虚挂，赋役不均」（《旧五代史·食货志》）。

人口流动与制度冲突表现为双重矛盾：一方面，十国间战争频繁引大规模流民潮，如闽国灭亡时，江浙百姓「南徙岭表者数十万」，逃亡人口的户籍归属成为邻国间赋税纠纷的根源；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内迁，其「部族制」户籍与中原「州县制」并存，如北汉境内的「奚人部落」仍以「帐」为单位登记人口，不服州县赋役，形成「一国两制」的户籍格局（第196、198集）。

至后周世宗时期，随着淮南、关中经济复苏，局部户籍重建开始启动。

显德五年（958年），世宗下诏「均定田赋」，令各州县「检括人户，造籍账以闻」，将隐匿的「客户」（佃农）编入版籍，按田亩征收夏秋两税。

这一举措为北宋「主户—客户」制度奠定基础，也预示着户籍管理从「管人」向「管税」的职能转变（第199–200集）。

二、宋朝（960–1279年）：户籍体系的多元重构与功能分化

北宋建立后，以「版籍」制度重建户籍秩序：按土地占有情况将人户分为「主户」（拥有田产）与「客户」（无地佃农），主户需承担赋税与徭役，客户则「附籍纳租」。

至宋神宗时期，主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60，客户占40，这种划分打破了唐朝「良贱分明」的户籍等级，适应了租佃经济的展（第201集）。

城市户籍的突破性变革随着商品经济兴起而出现。

宋朝废除唐朝的坊市制度，推行「厢坊制」，将汴京、临安等大城市的居民按街区编为「坊郭户」，单独造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