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限制贵族私自扩充私属人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蒙古勋贵势力强大，禁令效果有限。

二、驱口的法律身份与户籍管理：制度性的阶级割裂

（一）法律层面的“非人化”

定位

在元朝法律体系中，驱口与自由民（“良人”

）的身份鸿沟被明确界定。

《元典章》“杀伤驱口”

条规定：“良人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驱口杀良人，处死”

，刑罚轻重差异悬殊，显示驱口的法律地位近似于“物”

而非“人”

。

更甚者，主人对驱口有“生杀予夺”

之权：“诸主因怒，辄以铁骨朵、杖刃杀其驱口，及亏其肢体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

，即便是谋杀驱口，主人仅受杖刑与罚金，与杀害良人的死刑形成鲜明对比。

驱口的身份还具有世袭性。

《通制条格》规定：“驱口所生子女，曰‘家生驱口’，永为奴婢”

，其后代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身份，形成固定的奴隶阶层。

这种世袭制与唐宋时期“部曲”

可通过放免转为良民的制度截然不同，使阶级固化程度更深。

此外，驱口被严禁参加科举考试，《元史·选举志》明确规定“娼优、驱口之家，不得应举”

，从制度上断绝了其向上流动的可能。

（二）户籍体系中的附属性结构

元朝户籍制度实行“诸色户计”

，将全国人口按职业、民族等分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等，而驱口户籍则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形成“附籍”

制度。

具体而言，主人户籍称为“正户”

，驱口以“驱丁”

名义登记于正户之下，如《元典章》记载某蒙古贵族户籍：“正户孛儿只斤氏，驱丁一百二十口，内家生驱口九十，俘获驱口三十”

。

这种附籍方式导致驱口不承担国家赋役，其劳动产出全部归主人所有，而国家赋税则主要由自由民户承担，形成“主户获利、国家失税”

的矛盾。

附籍制度还带来管理上的混乱。

由于驱口不属州县管辖，地方官无法掌握其实际数量，导致“隐占驱口”

现象频。

许多地主与贵族将自由民诱骗为驱口，或通过伪造户籍将驱口数量虚报，以逃避国家差役。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御史台奏报：“江南富户，多隐占逃民为驱口，有司不敢诘问”

，反映出附籍制度使驱口成为主人逃避国家控制的工具，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

三、驱口的经济角色与社会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一）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驱口劳动

驱口在元朝经济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生产角色。

在北方，蒙古贵族的“投下户”

庄园中，驱口被大量用于农业生产。

如弘吉剌部贵族的封地内，“驱口耕作，岁入粟帛，输之主家”

（《牧庵集》），这些驱口被编为“庄户”

，承担耕地、放牧等劳动，其生产成果除维持基本生存外，全部上缴主人。

南方地区，驱口在手工业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元朝官营手工业作坊（如大都织染局）中，大量驱口被强制服役，“日工作十一时，夜不得休”

（《南村辍耕录》），其劳动效率虽高，但因缺乏生产积极性，常出现消极怠工或破坏工具的现象。

驱口劳动也推动了部分商业领域的展。

一些商人拥有“驱口掌柜”

，驱使奴隶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