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差科，至是令以屋税定等”

（《宋会要辑稿·食货》）。

“十等户”

划分的核心是“以资定等”

。

官府评估居民房产价值、商业资本及经营规模：上等户包括大商人、手工业主、官僚地主，拥有“瓦子”

（娱乐场所）、邸店（仓库）等产业；中等户为中小商人、作坊主，如汴京“张家酒店”

“王楼山洞梅花包子”

等商铺经营者；下等户则是小商贩、佣工，如“提瓶卖茶者”

“修补匠”

等（《东京梦华录》）。

这种划分突破了唐代“士农工商”

的身份壁垒，将财富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

户籍与税收紧密绑定。

坊郭户需缴纳“屋税”

与“地税”

：屋税按房产面积、结构估值，汴京上等户每间房年税可达数千钱；地税针对城市宅基地，按亩征收。

此外还有“商税”

，对行商征收2的“过税”

，坐商征收3的“住税”

，由汴京“都商税院”

统一管理。

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商税收入达700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15，其中汴京商税占比过三分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

税收结构的变化，标志着城市经济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

四、流动与管控：城市户籍的新挑战

宋代城市的空前繁荣带来大规模人口流动。

汴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皷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

，吸引各地流民涌入，“京师四方所聚，凡物皆仰给焉，而百姓失业者多”

（《宋史·食货志》）。

这些流动人口被称为“浮客”

，无固定产业，官府难以登记造册，成为治安隐患。

元丰年间，开封府曾下令“许人告捕浮客无产业而游荡者”

，但收效甚微，最终不得不允许“浮客”

在汴京附籍，“权于城外居住，候及一年，有物业乃听入坊郭户”

（《长编》卷三百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