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单元。

汴京先设东、西两厢，后扩为八厢，每厢下辖若干坊，形成“汴京府-厢-坊”

三级管理体系。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坊”

已无实体墙垣，仅以街道、沟渠为界，如汴京左一厢辖二十坊，右二厢辖十六坊，各坊以“昭德”

“显义”

等吉语命名，兼具地理标识与文化象征功能（《宋会要辑稿·方域》）。

厢坊制的核心是将城市空间从“封闭区块”

转化为“开放网络”

。

官府拆除坊墙后，以“界碑”

标明坊区范围，同时疏浚汴河、蔡河等城市水系，将交通网络与行政分区结合。

熙宁年间，开封府尹曾布推行“筑御街，广二百步，两边民户各许占五步”

，临街建筑需退让三尺作为“表木”

界限，既保障交通，又明确产权（《长编》卷二百二十一）。

这种“空间确权”

的管理思维，标志着城市规划从政治象征转向实用主义。

在经济功能上，厢坊制打破了唐代“市籍”

限制。

唐代商人需登记“市籍”

方可在指定市场营业，宋代则允许商人“各以所鬻之物，自为区肆”

，汴京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万姓交易”

，寺内“庭中设市，四壁皆露屋”

，百货杂陈（《东京梦华录》）。

商业活动的自由化催生了专业街区，如潘楼东街的“鹰店”

、州桥附近的“鱼行”

、马行街的“医铺”

，形成“行业集聚-空间标识-市场认知”

的良性循环。

三、十等户制：城市户籍的资产化管理

随着城市商业繁荣，宋廷亟需建立与农耕社会不同的户籍体系。

唐代城市户籍附属于州县，“坊正”

负责登记人口，宋代则将城市户籍单独编册，称为“坊郭户”

，与乡村“主客户”

形成二元结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汴京坊郭户达十万余户，按资产划分为十等，“其坊郭户等第，旧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