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税逾百万缗”

，商税户籍的出现反映了南方城市经济的展。

吴越的户籍制度因钱氏政权的长期稳定（893-978）而得以持续，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时，“籍其民凡五十五万二百户”

，人口密度居十国之。

但其局限在于过度依赖水利工程，“圩田失修则户籍散亡”

，如北宋至和年间太湖圩田崩溃后，原吴越户籍体系亦随之瓦解。

（三）后蜀：“抚谕流散”

与柔性户籍政策

后蜀孟知祥（874-934）入蜀后，针对唐末以来的流民问题，推行以安抚为主的户籍政策：

1招抚流民与复业奖励：颁布《劝农诏》，允许流民“自占荒田，五年不征租税”

，官府为其登记“复业户”

户籍，提供种子与耕牛。

广政四年（941年），“诸州流民归业者十万余户”

，占当时后蜀总户数的近三分之一。

2简化户籍登记流程：废除唐朝复杂的“手实-记账-户籍”

三级编造制度，改为“州县岁造户帐，具丁口、田宅、赋税，上于三司”

，减少基层官吏舞弊空间。

3土客户籍分治：对本地土着与外来移民分别登记，“土户”

按旧制纳赋，“客户”

则“计口授田，轻其徭役”

，这种灵活政策缓解了主客矛盾，《蜀祷杌》称后蜀“境内富庶，赋役均平，百姓无流散之患”

。

后蜀户籍制度的缺陷在于缺乏长效管理，广政后期“官吏贪纵，户籍多有隐漏”

，至北宋乾德三年（965年）灭蜀时，“得户五十三万四千”

，较实际人口已大打折扣。

三、北方政权的户籍困境：在战乱与民族冲突中蹒跚

（一）后唐：“括户”

运动与民族户籍的碰撞

后唐庄宗李存勖（885-926）灭后梁后，试图恢复唐朝户籍制度，其核心措施是同光二年（924年）的“括户”

：

1强制清查与人口回归：派遣专员分赴诸道，“括逃户，正田税”

，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