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逃户田业，许人请射，三年后逃户归业，依例酬价”

，同时严禁包庇逃户，“敢有隐庇者，诛及四邻”

。

2胡汉户籍分治：后唐作为沙陀族政权，对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设立“部族籍”

，由内侍省“客省使”

管理，与汉地州县户籍并行。

这种分治政策导致“胡汉杂处之地，版籍混乱，赋役不均”

。

3军户与民户的双重体系：实行“兵农分离”

，军人编入“军籍”

，由枢密院管辖，家属为“随军户”

，不属州县户籍；民户则承担赋税，两者界限严格，却引“军户侵夺民田，民户逃避赋役”

的矛盾。

后唐括户虽一时收效，“得户三十余万”

，但随着庄宗末年的内乱，“括户之法，遂为虚文”

。

其民族户籍分治政策更成为后晋、后汉的制度隐患，为契丹南下提供了借口。

（二）后周：柴荣改革与户籍制度的理性化尝试

后周世宗柴荣（921-959）在位期间，推行了五代最系统的户籍改革：

1均田定税与户籍核实：显德五年（958年），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

，“遣使检视田亩，登记户籍，其痼弊者悉除之”

，特别规定“桑田、屋宇，皆不在检括之限”

，保护民产。

2建立户籍档案管理制度：规定“诸州府户籍，每岁一造，送户部备案”

，并设立“架阁库”

保管户籍文书，“以时曝晒，以防蠹毁”

，这是中国古代官方档案管理制度的重要进步。

3放松户籍流动限制：允许“客户”

脱离主户自立户籍，“若能垦荒田者，即为永业，官给印契”

，打破了唐以来“客户依附主户”

的制度束缚，推动了土地流转。

柴荣的改革使后周户籍制度向理性化迈进，据《旧五代史》记载，显德六年（959年）“籍天下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

，较后唐时期增长近一倍。

但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