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丈与户籍绑定：以“鱼鳞图册”
形式绘制田亩方位图，按“肥瘠定为五等”
，同时登记田主户籍信息，“凡田主姓名、田亩四至、岁入租税，皆着于籍”
。
这一做法将土地产权与户籍登记直接挂钩，防止隐田逃税。
2分等定税与人口分类：根据资产将民户分为“上、中、下”
三等，上等户承担更多赋役，同时设立“客户”
户籍登记佃农，“许客户自择田主，计田输租”
，既承认租佃关系，又确保赋税来源。
3建立基层户籍组织：以“里”
为单位（每里100户），设里正负责户籍编造与赋税征收，每年“造籍送州，州申省司”
，形成中央到地方的户籍管理链条。
南唐的户籍制度在保大年间（943-957）达到完善，据《江南野史》记载，昇元年间“籍其民凡六十万三千户”
，至保大十年（952年）增至“六十五万五千户”
，二十年间户口增长约86。
但随着后期与后周的战争，“淮南之民，流离道路，户籍复乱”
，其制度成效终因战事中断。
（二）吴越：水利户籍与区域治理的融合
吴越国钱镠（852-932）政权的户籍重建极具地域特色，将水利建设与户籍管理紧密结合：
1圩田开与人口安置：在太湖流域大规模修筑圩田，“置都水营使，主管水利，募民耕种”
，凡参与筑圩的民户可获得土地使用权，由官府登记为“圩户”
，免除三年赋税。
2“营田户籍”
的军事化管理：将屯田民户编为“营田都”
，每都设都头，兼具军事戍卫与户籍管理职能，“春则耕作，秋则屯戍，籍其丁壮，以备征役”
。
这种半军事化的户籍组织，既保障了农业生产，又强化了对边地人口的控制。
3商税户籍的创新：杭州作为通商口岸，设立“商税院”
登记商贾户籍，按交易额征收“过税”
与“住税”
，《吴越备史》记载：“杭城商贾，皆有版籍，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