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惟天德三年，岁次癸丑，孟冬朔日，帝萧桓谨以玉帛、牺牲、苍璧、黄琮，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只及列祖列宗之灵：

朕闻，帝王之兴，必膺天命以承统，修人德以配天；年号之更，必应时势以明志，体民心以立极。

昔朕弱冠登极，承太祖、太宗之遗绪，以“德佑”

为元，期以仁德庇佑万民，勇锐图兴大业。

然少年气盛，虽有削藩均田、整饬吏治之勇，却乏审时度势、循序渐进之智，终为奸佞所构，蒙尘南宫七载。

赖天地垂佑，社稷之灵，石崇、徐靖等诸臣协心，万民归向，朕得以复登大宝，重掌神器。

复位之初，改元“天德”

，朝野或有惑者，今当东巡泰山，行封禅大典，敬告天地，详述改元之由，以明朕心，以安兆庶。

父皇晚年多病，宗室骄横，吏治渐弛，边患屡起。

及父皇宾天，朕以嫡长承继大统，时年十七。

临朝之日，御座之下，既有开国元勋之后恃功而骄，亦有地方藩王拥兵自重；殿陛之外，更有北疆匈奴窥边，江南水患连年。

彼时朕观《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之语，慕汉文、景帝仁德治国之政，遂定年号“德佑”

，其意有三：一曰“佑民”

，期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解万民倒悬之苦；二曰“佑国”

，望以仁德感化宗室，怀柔安抚藩王，消弭内患；三曰“佑己”

，自警当修德政，不负天命，不负祖宗。

德佑元年，朕即颁诏减免天下半租，罢黜宫中冗余宫人，放归苑囿所占民田。

德佑二年，力排众议，推行“削藩令”

，欲夺诸王兵权，收归中央。

彼时朕以为，“仁德足以服人，果决足以除弊”

，却不知宗室藩王盘根错节，非一朝一夕可除；地方吏治积弊已深，非一纸诏令可改。

德佑三年，吴、楚二王以“清君侧”

为名起兵反叛，朕仓促遣兵征讨，虽终平叛乱，却致三州之地兵燹千里，流民达数十万。

叛乱平息后，朕痛定思痛，却仍未察己过，反归咎于“诸臣执行力不足”

，罢黜兵部尚书等三名重臣，更增朝堂疑惧。

德佑四年，关中大旱，颗粒无收，朕下旨开仓赈灾，然地方官克扣粮款，灾民竟以草根树皮为食。

监察御史弹劾其事，朕怒斩数名贪官，却未深究制度之弊，仍以“严刑峻法可止贪”

为念。

彼时谢渊任吏部侍郎，曾上书谏言：“陛下仁德之心可嘉，然治国如治丝，当徐徐图之，不可操之过急。

削藩当先固民心，赈灾当先整吏治，否则虽有‘佑民’之志，难收‘安民’之效。”

朕彼时少年气盛，以为谢渊畏难保守，竟将其奏疏掷于地上，斥曰：“卿辈老臣，徒知守成，何谈兴邦！”

今思之，德佑年间之“德”

，乃少年帝王未经世事之“浅德”

；“佑”

，乃寄望上天庇佑之“虚佑”

。

朕虽有兴邦安民之初心，却无洞察时势之明、驾驭全局之智，徒以“仁德”

为口号，以“果决”

为标榜，终致朝局动荡，民心渐离。

及德佑七年，奸佞趁朕病弱，勾结禁军统领，诬朕“荒淫无道，动摇国本”

，拥立皇弟（成武）登基，朕被废为太上皇，迁居南宫。

那日走出奉天殿，回望“德佑”

年号匾额，朕方知：天命从不轻佑，仁德非为虚言，若不能体民情、明世务、修实德，纵有“佑民”

之名，亦难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