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

    全班侧目。有人窃语：“县城中学也有专职心理老师？”

    沈教授却点头：“你说得对。但我们更要追问：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明明‘优秀’，却觉得自己不配活着？为什么‘好学生’自杀率反而逐年上升？”

    陈拾安缓缓道：“因为他们活在一个不允许失败的文化里。我们教会他们解题，却没教他们如何面对‘无解’的人生。”

    这句话落下，教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掌声。连教授也微微颔首。

    当晚，他在图书馆翻阅文献，准备论文开题报告。手机震动，是苏婉发来的消息：

    >“今天高二（三）班集体写了封信给你，贴在心理咨询室门口。标题叫《我们不想长大，除非世界像您一样温柔》。”

    >

    >附图是一张A3纸，密密麻麻写满名字和句子。最上面一行写着：

    >“陈老师，您走后第三天，李锐妈妈第一次请他吃了火锅。她说：‘原来画画的人，也能养活自己。’”

    他盯着屏幕良久，眼底发热。他知道，这不是他的功劳，而是那些孩子终于敢伸手触碰光的结果。

    一周后，学校组织新生参观附属医院心理科。轮到小组讨论时，一位临床方向的同学提出质疑：“你们做学校心理工作的，是不是太理想化了？现实是资源匮乏、家长抗拒、体制僵化，光靠倾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陈拾安平静回应：“我曾在雪夜里陪一个女孩坐了四个小时，只为等她鼓起勇气拨通母亲电话；我也见过父亲拿着诊断书骂儿子‘装病’。你说得没错，倾听不能直接开药方。但我想问一句??如果连第一个愿意听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