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笔尖划过的痕迹还带着墨香，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却都透着同样的力度。钢笔、圆珠笔、铅笔散乱地放着，笔帽全没了踪影，笔尖却锋利；最显眼的是那支毛笔，笔杆是普通的竹制，笔锋上还沾着未干的墨汁，在白纸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晕，像是刚写完某个重要的批注。

    而在这一切的中间，一本红色封皮的书静静躺着，像块压舱石。封面上的国徽在灯光下闪着庄严的光，金属质感的图案边缘有些磨损，却丝毫不减那份不容亵渎的厚重。下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十二个金色的大字，被手指摩挲得发亮，像一把钥匙，仿佛要打开某个尘封已久的秘密，又像一把剑，要劈开现实里的重重迷雾。

    “占用耕地补偿制度与寻常的拆迁补偿，有着本质区别。”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却像块石头投入静水，在棚子里荡开层层涟漪。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法典，手指在“耕地补偿”四个字上轻轻敲击，“我们之前讲过的拆迁补偿，说到底是对‘物’的核算——房子值多少钱，院子里的树能赔多少，搬走时的车费、误工费怎么算，都是一笔笔能算清的账。但耕地不一样，它不是死的财产，是活的根基。”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小桌子前的三个年轻人，眼神里带着种恨铁不成钢的认真：“所以耕地补偿制度在立法时就强调，不能只给钱了事。最核心的新增项，就是‘开垦耕地计划’。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占了一亩好地，不光要给农民补偿，还得想法子再弄出一亩能种庄稼的地来——要么自己组织人去开荒，要么缴钱让政府去开，总之不能让耕地总量变少。”

    他顿了顿，拿起那本《土地管理法》，翻开其中一页，指腹在某一行字上反复摩挲：“更关键的是验收权——明确归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为什么要把权放这么高？就是怕基层放水。你想想，要是让县里、乡里自己验收，今天张三打个招呼，明天李四送点东西，那‘占多补少、占优补劣’不就成了家常便饭？”

    他吸了口烟，烟雾从嘴角溢出，像声悠长的叹息。“可现实呢？这套制度常常成了‘高悬庙堂的空文’。”他的声音沉了下去，带着种压抑的愤怒，“宝盖村就是个例子，好好的水田被征去盖厂房，承诺的‘新开垦耕地’在山坳里，石头比土多，别说种水稻，种玉米都长不高。可验收报告照样写着‘合格’，公章盖得清清楚楚，红得刺眼。”

    “还有更绝的。”他掰着焦黄的手指，一条一条数着，“有的地方把耕地开垦费挪去盖办公楼，农民去问，就说‘钱紧张，先欠着’；有的干脆不搞开垦，按每亩几千块给农民‘一次性补偿’。农民看着钱不少，可几十年后呢？地没了，钱花光了，子孙后代靠什么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九章夜棚说法(第2/2页)

    他的手指重重拍在法典上，红色封皮发出沉闷的响声。“省级政府的验收权？层层往下传，传到最后，就是乡镇干部拿着照片拍脑袋‘合格’。文件往来倒是规范，可落到实处，全成了形式主义。这耕地红线，不是用墨水画的，是靠土坷垃堆的啊！”

    他身旁也坐着两个年轻人，穿格子衬衫，戴黑框眼镜，低着头飞快地记着笔记，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格外清晰，偶尔停下来咬着笔杆皱眉，像是在消化那些沉重的现实。穿蓝色工装，袖口沾着油污，捧着那本《土地管理法》，手指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