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资产可与州县财政相颉颃。

三、版籍新章：商籍制度的初创与管理困境

随着海商群体壮大，传统“重农抑商”

的户籍制度已难以适应现实需求。

北宋初期，海商仍被编入“坊郭户”

，但因其常年出海、资产流动频繁，导致“人户虚实不可考，商税征收多有遗漏”

（《宋会要辑稿·食货》）。

熙宁五年（1072年），三司使章惇奏请“立海商籍，令诸州登记船主、纲姓名、船货数目，岁终诣市舶司核验”

，这是中国历史上次针对商业群体的专门户籍制度——“商籍”

的萌芽。

商籍登记的核心是“人船绑定”

与“资产报备”

。

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海商需在出前向市舶司提交“公凭”

（通行证），内容包括“船主姓名、船匠姓名、船上人员年甲、籍贯、货物种类、数量”

，市舶司据此建立档案，称为“商籍簿”

。

这种登记制度解决了三大问题：其一，通过“公凭”

防止海商勾结海盗或走私禁物（如铜钱、兵器）；其二，按货物价值预征“舶税”

，分“抽解”

（实物税，一般为10—30）和“博买”

（政府优先收购）；其三，对归国海商核查货物，防止偷税漏税。

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商籍登记显示，每年出海商船达180艘，年征舶税约60万缗，较北宋初期增长十倍。

但商籍制度在推行中面临多重挑战。

其一是“隐籍”

现象严重，海商为逃税常虚报船货，如“广州海商陈益，造三桅大船，载瓷器万件，报称‘杂物五百件’”

（《宋会要辑稿》）。

其二是户籍管理与海上风险的矛盾，海商因风浪滞留异国或遇难时，其户籍状态难以及时更新，导致“人已没而籍尚存，税仍征”

的弊端。

其三是官商勾结，市舶司官员常与海商“通同作弊，以贱价博买，高价转售”

，如北宋市舶使潘美“私市乳香，违制当斩”

，反映出制度执行中的漏洞。

四、市舶经纬：商籍与宋代海洋管理体系

商籍制度的运行依托于市舶司体系的完善。

宋代市舶司职权远汉唐，除掌“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

外，还负责商籍登记、船舶检验、海神祭祀（如册封妈祖为“灵惠夫人”

）。

其机构设置已具近代海关雏形：下设“抽解务”

负责征税，“阅货务”

负责验货，“抵当所”

负责商货抵押借贷，甚至设有“来远驿”

接待外商，形成完整的管理链条。

商籍与传统户籍的区别体现了宋代商业文明的特殊性。

在户籍分类上，海商被从“坊郭户”

中独立出来，按资产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等海商需承担“舶货担保”

义务，下等则可享受“告免罪”

（举报走私者可免自身小过）。

在权利方面，商籍持有者可凭“公凭”

在海外享受治外法权，如“大食商人蒲希密来朝，言其国海商至广州，为吏所扰，诏市舶司严禁之”

（《宋史·外国传》），这种对商业权益的保护前所未有。

商籍制度还催生了早期商业法规。

元丰三年（1080年）颁布的《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第一部海上贸易法典，其中规定“海商越界贸易者，杖一百，船货没官”

，“商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