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军体系的衔接
王安石设想通过保甲训练,逐步取代冗弱的厢军,实现“兵农合一”
。
保甲法规定,每年农闲时,大保长需率保丁“集于县教场,阅试武艺”
,由巡检司武官担任教练。
训练内容包括弓弩、刀枪,考核优异者可升为“上保丁”
,甚至补入禁军。
元丰元年(1078年),开封府保丁考核中,1300人因“弓马娴熟”
被选入龙卫军,这标志着保甲成为正规军的预备役体系。
这种“准军事化”
管理使户籍档案兼具兵籍功能。
都保正需每年造册上报保丁“武艺高低、身材壮弱”
,州府据此确定征兵优先级。
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苏辙弹劾保甲法时称:“州县乡村,保甲每一都保,簿籍有四:一曰户长,二曰保长,三曰都保正,四曰兵籍”
,可见户籍与兵籍已深度融合。
(二)军费节省与财政逻辑的冲突
保甲法的另一目标是削减军费。
据王安石计算,若全国保甲皆能胜任治安,可省厢军30万,每年节省军费约300万贯。
熙宁七年(1074年),枢密院奏报:“河北、河东、陕西保甲,已能代巡检司捕盗,厢军可减十之三”
。
然而,保甲训练所需的兵器、粮草开支很快抵消了节省的军费——仅开封府每年训练保丁的费用就达20万贯,且保丁因训练耽误农时,导致“稼穑失时,田畴多荒”
。
四、版籍更张:保甲法实施中的户籍数据重构与矛盾
(一)户籍核查与数据失真的博弈
为推行保甲,朝廷要求州县重新核查户籍,重点统计丁口与资产。
熙宁四年(1071年),司农寺颁布《方田均税法》,与保甲法配套实施:以保为单位丈量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结合保甲户籍确定赋税额度。
但地方官员为邀功,常虚报保丁数量与土地亩数,如虢州卢氏县将“客户虚作主户,老弱充作壮丁”
,导致户籍数据严重失真。
更严重的是,保甲户籍成为地方摊派苛捐的工具。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浙东路州县借保甲之名,按保丁资产征收“保甲税”
,甚至“计口敛钱,以供器械”
,引民怨。
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奏报:“保甲之法,本以除盗,今乃使民敛钱,农民始苦”
。
(二)主客户矛盾与社会控制的张力
保甲法将主户与客户强制编户,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宗族血缘纽带。
在江南地区,大族常通过隐匿客户维持势力,而保甲法要求“客户附保,与主户同役”
,导致“佃农恃保甲以抗地主,主户畏客户而不敢役”
。
绍兴年间,知平江府章谊奏称:“自保甲法行,佃户不输租者,主户不得遣,盖保甲籍中佃户姓名与主户并列,遂敢抗法”
,这种户籍身份的平等化动摇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基础。
五、争议与遗产:保甲法对中国户籍制度的深远影响
(一)新旧党争中的制度博弈
保甲法自推行起就面临激烈反对。
司马光抨击:“保甲法使农民弃农桑,习兵器,是驱民为盗”
;苏轼则称:“保丁终日训练,不得农作,愁怨叹嗟,流为盗贼”
。
元佑元年(1086年),高太后摄政后废除保甲法,但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后又恢复,这种反复折射出制度本身的双刃剑效应——它虽强化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