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法与北宋户籍制度的军事化重构——王安石变法中的基层控制革命

一、乱世前夜：保甲法推行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动因

北宋中期，“三冗”

问题（冗官、冗兵、冗费）与社会矛盾交织，形成积贫积弱的困局。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仁宗时期全国禁军数量已达826万，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五，而厢军虽达43万却“多老弱不任战”

，边防对西夏、辽朝屡战屡败，内部则“盗贼充斥，州县不能制”

。

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王则起义虽仅持续66天，却暴露出地方治安体系的崩溃——州县巡检司兵力分散，乡兵“平时则事稼穑，应募则苦训练”

，既无力御敌，又因征调频繁加剧流民问题。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尖锐指出：“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

，而更严重的危机在于基层控制的松弛：“民不知畏，而奸邪易以妄作”

。

他认为，唯有将户籍管理与军事组织深度绑定，才能既解决“寇盗充斥”

的治安难题，又通过“什伍相保”

重构赋税征收的人口基础。

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三司使韩绛奏报：“天下户口岁增，而垦田日削，赋役不均，盖由版籍不明”

，这一现状促使神宗朝变法将户籍整顿作为核心突破口。

二、什伍相维：保甲法的制度设计与户籍编织

（一）三级架构：从“保”

到“都保”

的户籍军事化编制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颁布《畿县保甲条例》，规定乡村户籍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

保设保长，大保设大保长，都保设都保正与副保正，均由本地富户或武举人充任。

以开封府畿县为例，每保需登记“主户、客户之丁口、畜产、田宅”

，并绘制《保甲图》，详细标注每户位置、丁男数量及可充任保丁的人员（年二十至五十的健壮男子）。

这种编制突破了传统乡里制“以地分民”

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