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后期户籍重建的曙光：经济复苏与制度转型的历史铺垫

一、干戈渐息：五代后期的局势嬗变与经济复苏土壤

五代十国（7—96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之后的又一分裂时期，藩镇割据、王朝更迭频繁，兵燹之灾遍及中原。

至后周世宗柴荣时期（954—959年），长期战乱的破坏虽未完全消弭，但部分地区已显现出局势趋稳的迹象。

后周通过南征北战，先后击败后蜀、南唐，收复幽云十六州部分失地，中原核心区域的军事威胁暂时缓解；与此同时，南唐、吴越等南方政权也进入相对和平的展阶段，形成“中原稍定，南方承平”

的格局。

战乱的缓和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

后周世宗推行“均定田租”

“奖励耕织”

政策，下令焚毁寺院铜器铸造钱币，缓解流通货币短缺；南唐中主李璟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比年丰稔，兵食有余”

，吴越则通过兴修水利（如扞海石塘），将太湖流域打造为“苏湖熟，天下足”

的粮仓。

农业的恢复带动手工业与商业展，扬州、金陵、杭州等城市重现繁荣，“商旅辐辏，百货骈阗”

的景象再次出现。

经济活动的重启迫切需要稳定的人口管理体系，而长期战乱导致的“版籍焚逸，人口流散”

局面，使户籍重建成为当务之急。

二、版籍荒芜：五代户籍制度的崩溃与管理困境

五代初期的户籍制度承继唐制，以“计帐”

“户籍”

为基础，实行“三年一造籍”

制度，但战乱迅瓦解了这一体系。

后梁开平年间（7—911年），关中地区“百姓流散，户籍隳坏”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宰相冯道奏称：“自兵戈以来，户籍残毁，至于赋税，多不依据版图。”

这种混乱源于三重矛盾：

1人口流动与户籍失实的矛盾

战乱导致大规模人口迁徙，“中原士民避乱者多亡入江南”

，仅后晋天福年间（936—942年），南渡江淮的流民就达数十万。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