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仅潭州茶户即有五万余，茶税收入占财政总额的40。

为防止茶户逃税，楚政权规定茶户不得改业，户籍世代相袭，类似明朝「匠户」制度。

2商屯结合的户籍调整：楚与岭南南汉、江淮南唐开展茶叶贸易，为保障商路安全，在湘桂走廊设「商屯」，招募商人与流民垦荒，户籍归「镇将」管理。

商屯户既需耕种戍守，又可从事商业运输，形成「亦农亦商」的混合户籍，这在重农抑商的五代时期实属罕见。

3流动人口的临时附籍：每年茶季，各地茶商云集潭州，楚政权在城外设「客籍院」，对停留过三月的茶商进行临时登记，按交易额征收「住税」。

这种临时户籍管理虽未突破「重农」框架，却反映了商业展对传统户籍的冲击。

三、商业型政权的户籍创新：以吴越、闽、南汉为例

（一）吴越：海上贸易驱动的户籍分层

吴越（7—978年）据有浙江及苏南部分地区，境内钱塘江、甬江流域水运达，明州、杭州港是当时中国对日本、朝鲜的主要口岸。

钱氏政权「善事中原」以保境，依托海外贸易积累财富，其户籍管理呈现明显的「商业导向」。

1市舶户籍与蕃商管理：吴越在明州设「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将从事海运的「舶商」单独编为「海商籍」，登记船只规模、贸易路线、货物种类。

据《吴越备史》记载，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吴越次对蕃商实行「保甲制」，每十艘蕃船编为一保，推举保长负责户籍登记与税收，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外籍商人户籍管理尝试。

2坊市户籍与商业税征：杭州作为吴越都城，打破唐朝「坊市分离」制度，形成「前街后市」的格局。

吴越将城市户籍按街区分为「坊户」，按资产划分为九等，上等户多为牙商、柜坊主，需缴纳「商税」与「屋税」，下等户为小商贩，税额减半。

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吴越后期杭州坊户达十万余，商业税占财政收入的60，远农业税。

3工匠户籍与官营手工业：吴越手工业达，尤其是丝绸、瓷器制造，钱氏政权将工匠编为「匠籍」，隶属于「作院」，户籍注明技艺种类，世代服役。

与农业型政权不同，吴越匠籍允许工匠在完成官役后从事私营生产，只需向官府缴纳「代役钱」，这种弹性管理促进了江南手工业商业化。

（二）闽：海疆开中的户籍整合

闽（9—945年）统治福建地区，境内多山少田，农耕条件有限，但泉州港（时称「刺桐港」）是当时世界最大港口之一。

王氏政权通过开海疆与海外贸易求生存，其户籍管理体现出「山海分治」的特色。

1舶司户籍与海商保甲：闽在泉州设「榷货务」，管理海商户籍，规定海商出海需持「公凭」（通行证），回港后向榷货务申报货物，按户籍登记的资本额缴纳「抽分」（关税）。

据《宋会要辑稿》引五代旧档，闽龙启元年（933年），泉州海商户籍已达三千余，其中阿拉伯、波斯商人占三分之一，闽政权对蕃商实行「蕃坊」制度，允许其在指定区域居住，由蕃长负责户籍登记。

2山峒户籍与畲族管理：福建山区多畲族聚居，闽政权推行「和蛮」政策，将山峒畲民编为「峒户」，承认其部落领「峒主」的管辖权，峒户只需每年缴纳少量土特产（如丹砂、兽皮），无需承担赋税徭役。

这种「因俗而治」的户籍管理，既减少了民族冲突，又将边缘族群纳入统治体系。

3屯田户籍与海疆开：闽为解决人地矛盾，在沿海滩涂开展屯田，招募流民与疍民（水上居民）垦殖，编为「屯户」，户籍归「都巡检」管理。

屯户可免十年赋税，但需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