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挪向厨房的方向。

佝偻瘦小的背影被光线拉长，投在冰冷的地砖上，像一个缓慢移动的、被岁月风干的符号。

那天之后，杨大爷的儿女们再也没来过家属院。

老楼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像一口深潭，重新沉寂下去。

我也很少再从窗口刻意张望对面阳台。

隆阿婆依旧是那个隆阿婆，清晨提着菜篮子，傍晚收拾着杨大爷的摇椅和毯子。

那张旧桃木茶几依旧被擦拭得亮，映着窗外四季流转的光影。

时间像一条安静无声的河流向前淌去。

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馥郁的香气早已消散在寒冬凛冽的朔风之中许久。

某个雪后初霁的清冽早晨，空气冷得如同浸过冰水，阳光却异常慷慨明亮，将新雪的洁白映照得晃眼。

我刚推开单元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忍不住裹紧了围巾。

就在这时，那扇熟悉的、刷着墨绿油漆的单元门也“吱呀”

一声开了。

隆阿婆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她似乎又矮小了一些，厚实的旧棉袄裹在身上，显得不甚合体，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看起来沉甸甸的帆布提包。

她抬头望了一眼耀眼得有些刺目的雪光，微微眯了眯眼，随即低下头，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踩在清扫过却依旧残留着冰碴的雪路上，朝着家属院外缓慢挪动脚步。

步履似乎比记忆中更加滞涩沉重，像一棵在寒风中艰难跋涉的老树。

我心里咯噔一下，某种不祥的预感悄然弥漫开来。

果然，几天后，一张简单的讣告贴在了家属院斑驳的通知栏上。

杨大爷走了，在一个安静的雪夜。

追悼会那天，我去了。

殡仪馆里气氛肃穆，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劣质香烛混合的沉闷气味。

杨大爷的儿女一身黑衣肃立，神情凝重，眼神复杂地追随着隆阿婆那格外矮小孤单的身影。

她穿着一件显然新置办的、同样不合身的深蓝色棉袄，异常安静地站在人群边缘，背脊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

她手里紧紧捏着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布包，枯枝般的手指捏得指节都泛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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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冗长而压抑。

当主持人终于念到了亲属致辞环节，儿女们依次上前，声音哽咽地追忆父亲的生平与恩情。

最后一个轮到隆阿婆。

她沉默地站到那个小小的言台前。

瘦小的身影在空旷肃穆的大厅里显得更加孤单。

她没有看稿子，甚至没有看台下任何一张脸。

她只是沉默地、极其缓慢地，展开了手中那个被汗水浸得有些潮的布包。

里面不是什么悼词，而是几张颜色黄、边角磨损得厉害的老照片。

她将其中的一张，颤巍巍地举了起来，对着话筒的方向——照片上是年轻的杨大爷和一个同样年轻的陌生女人，笑容明媚，紧紧依偎着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背景是模糊的树影，阳光正好。

照片下方一角，用褪色的蓝色墨水写着一行小字：“重逢纪念”

。

隆阿婆举着照片的手微微颤抖着，声音嘶哑干涩地穿透麦克风：“……他合眼之前，跟我说……说他想她了……”

台下骤然安静得可怕。

杨大爷的女儿死死捂住了嘴，出一声被强行压抑的呜咽，眼泪汹涌而出，顺着她用力按压的手指缝隙淌下。

她儿子猛地低下头，肩膀剧烈地起伏起来，仿佛承受着千斤重担，又像是要将所有的震惊与猝不及防的痛苦都埋进自己的胸腔里。

隆阿婆没有哭。

她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