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月后，他抵达成都。这座天府之国正因新政推行而焕然一新。街头巷尾设有“民评栏”，百姓可张贴对官吏的评议；茶馆里说书人讲的不再是帝王将相，而是“顾相公如何定税法”“林参议为何拆书院围墙”。陈砚在一个义塾外驻足良久，看孩子们齐声朗读：“有冤者得申，非空言也！”声音如钟鸣谷响，震得他胸口发麻。

    他鼓起勇气上前询问能否旁听，塾师是个五十岁的落第秀才，姓周，见他衣衫褴褛却眼神清亮，便点头允准。第一课便是《赋役均平策》详解。当听到“田有肥瘠，产有高低，若一律征银，则贫者愈贫”时，陈砚猛然站起，声音颤抖：“我家甘州那边，去年大旱，官府仍按丰年收税！我娘织毯卖钱，还不够缴一半……”

    全堂寂静。

    周先生缓缓放下戒尺，问：“你叫什么名字？”

    “陈砚。”

    “好名字。”周先生轻叹，“砚者，研也。墨磨千遍，方能显字。你这一路，就是一块正在被命运打磨的砚台。”

    自那日起，陈砚白天扫地挑水，换取夜间听课机会；夜晚则借着油灯苦读，把每一页都抄录下来，用炭条补全残缺之处。他发现书中所言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可以落地生根的制度设计：丈量土地用“方格图法”，稽查贪腐设“轮审制”，甚至连灾年赈济都有详细流程图示。更让他震撼的是，这些政策已在南方多地施行，且成效显著。

    半年后，他听说江南寒门书院将在杭州举行招生试，不限出身，只考实务策论。他辞别周先生，再度启程。

    这一路更为艰险。长江汛期，渡船倾覆，他抱着浮木漂流一夜才获救；途中遭遇盗匪，包袱被抢，唯独那本《民生辑要》被他死死塞进怀里，沾满泥浆却未损一字。当他终于站在杭州城门外时，已是骨瘦如柴，鞋底磨穿，脸上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