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建军，焦作本地人，在工地干了快十年。

每天天不亮就得爬起来，骑上那辆破电动车往工地赶。

焦作的冬天冷得刺骨，尤其是凌晨，风像刀子一样往脖子里钻。

我缩着脖子，电动车的大灯照亮前面坑坑洼洼的路，两边是还没拆完的老房子，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在夜色里显得格外凄凉。

工地在城乡结合部，老远就能看见塔吊的轮廓。

到了工地，先去刷脸打卡，那机器冷冰冰的，“滴”

的一声，就把一天的活儿给钉死了。

今天的任务是给新盖的楼绑钢筋，太阳还没出来，工地上已经热闹起来了。

搅拌机轰隆隆地响，工友们叼着烟，骂骂咧咧地搬着钢筋。

我蹲在地上，手指冻得麻，一根根钢筋在我手里交错，编成笼子一样的骨架。

中午休息的时候，工友们蹲在墙根下吃饭。

饭盒里的米饭早就凉了，菜是水煮白菜帮子，飘着零星的油花。

有人打开手机外放，放的是亚细亚旷世奇才的《焦作》。

“他的老板来自金华，肚子大两个下巴顶两颗金牙，欠了他三年的工资跑去新疆，留下了烂尾楼和穷乡僻壤……”

歌词像针一样扎进心里，工地上一片沉默。

有人啐了口唾沫：“妈的，唱的不就是咱吗？”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屏幕上是老婆来的短信：“建军，孩子烧了，你能不能早点回来？”

我叹了口气，回了条：“再等等，这个月工资还没。”

工地老板是个胖子，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每次问工资都说“快了快了”

，可这“快了”

已经快了三个月了。

下午干活的时候，我总是心神不宁。

钢筋笼子越绑越沉，汗水顺着下巴滴在钢筋上，很快就结成冰碴。

突然，脚下一滑，我整个人向后仰去，后脑勺重重地撞在钢管上。

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老婆红着眼睛坐在旁边。

医生说我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我挣扎着要起来：“不行啊，工地那边还等着我呢，这一住院，工资更没着落了。”

老婆按住我：“别想那些了，身体要紧。”

住院的这几天，我心里七上八下。

工地上的活儿不能停，可我的工资还攥在老板手里。

每天晚上，老婆都给我带家里熬的粥，粥里飘着几片菜叶，她自己却啃着馒头。

女儿的咳嗽声从手机里传出来，像小锤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

第四天，我偷偷溜出了医院。

工地上，老板正站在楼前指手画脚。

我走过去，刚要开口，他就皱起眉头：“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我咽了口唾沫：“老板，我家里实在困难，能不能先预支点工资？”

老板脸色一变：“预支？你当我开银行的？等工程款下来再说！”

说完转身就走。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拳头捏得咯咯响。

工友们围过来，有人拍拍我的肩膀：“算了，老陈，咱们都习惯了。”

我摇摇头，心里堵得慌。

晚上回到家，老婆正在给女儿喂药，女儿烧得通红的小脸让我鼻子酸。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只剩下几个硬币，连明天的菜钱都不够。

半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突然亮了。

是工友来的消息：“老陈，听说老板明天要去外地，你要不要去堵他？”

我一下子坐起来，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