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大明官员的俸禄，在物价上涨和薪水折色的双重夹击下，其实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

    在地方为官的可以贪污索贿，也可以占用公款，生活的还是比较滋润的。

    京官中比较要害的衙门，通过大鱼吃小鱼，享受地方官员的孝敬，也能狠捞一笔。

    但是京官中的那些清水衙门就太惨了。

    他们既要承受北京城高昂的生活开支，也要面对仅凭俸禄入不敷出的压力。

    就以大理寺评事来说，这个七品官的薪水是月俸七石五斗，这薪水构成，还包含坑爹的宝钞和折色，真正能拿到手变现也就是一半左右。

    以四石折算一下，相当于每月俸禄只能拿到手二两银子。

    二两银子，要在北京城养家谈何容易？

    更何况身为官员，也免不了要和同僚应酬交际，关键的年节，也得拿出礼物讨好上官。

    是以大量京官，要么就在啃自己的家底，要么就负债累累，侥幸等着能有机会外任。

    这里还有一个很专业的名词，叫做“京债”。

    这些放京债的，都是一些豪势之家，比如说寿宁侯张鹤龄家，就是一家很有力的大平台。

    等到科举一放榜，这些人就像是秃鹫一样盯上了那些出身贫寒，又没获得很好官职的进士。

    这些出身不好的进士，受限于自己的见识，为了谋求好的转任，很容易被他们言辞引诱，借下大笔的款子去行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