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末的爱丁堡，清晨的空气已经带着北海吹来的清冷凉意。

    威瓦利车站一间候车室里，稀稀拉拉坐着七八个早起的旅客。

    约瑟夫·贝尔博士坐在靠近窗户的一张长椅上，身姿挺拔，正在看一本医学期刊。

    他刚刚结束在格拉斯哥皇家医学院的一场学术交流，正准备返回爱丁堡大学，椅子上放着他的帽子和行李袋。

    离他不远，一位穿着粗呢外套的中年男子，正哗啦哗啦地翻看着一份昨晚的《苏格兰人报》。

    报纸的头版下方，一则加粗边框的报道吸引了他的注意：“霍普顿庄悬案，收藏家暴毙书房，警方悬赏三十镑求线索……

    啧啧，三十镑！”

    这声低语打破了候车室的宁静。

    旁边一位穿着体面的绅士扶了扶眼镜：“是发生在因弗内斯的那个案子啊，报纸上登了好几天了。

    听说苏格兰场派去的人也没查出个所以然。”

    另一个声音插了进来：“何止是没查出来，我看就是无能！死了快一个星期了吧？连凶手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

    说话的是一个壮实汉子，语气里带着不屑。

    中年男子替警方辩解了一句：“也不能全怪警察，报上说现场线索太少，门窗都是从里面锁好的。

    唉，报上还说画师根据警方描述画了张现场素描，可惜印出来黑乎乎的，也看不清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