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场合，若被介绍给名为达玛斯里华登、提沙维拉辛提、古恩奈提里克跟加雅维克里玛的宾客，听力障碍更显麻烦。因此，我若不是对着餐点狼吞虎咽，就会找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希望若与他人交谈，至少能听懂对话一半以上的内容。当时，我正站在装饰柱旁，躲开噪声，一边以抽离(或说像毛姆般超然)的态度观察现场。我发现有人看着我，脸上表情写着：“我们是否见过？”

我会仔细地描述他的长相，因为想必不少人认得他。他大概三十几岁，我猜是美国人，看来光鲜体面，留着利落短发，流露出在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工作的神态；这种风格原本极具标志性，后来却被年轻一代苏联外交官与技术顾问模仿，学得惟妙惟肖。那人大约六英尺高，棕眼锐利，两鬓黑发斑白得太早。尽管我敢肯定我们从未见过，他的面容却让我想起某人。我花了好几天才想起来：刚过世不久的约翰·加菲尔德[6]吗？他们长得极像，如出一辙。

通常，若陌生人在酒会与我四目相交，我的标准作业流程会自动开始运转：若对方看来还算可亲但我暂时不想自我介绍，我就以不带偏好的眼神扫视，不露出任何认出对方的样子，但也避免显得过于不友善。若对方看来猥琐，我就会“好好端详”对方，以不可置信的眼神瞪视许久，接着从容不迫地让对方看见我的背影。极端案例中，我甚至会摆出作呕的表情，只维持几毫秒，通常对方都能看懂我的意思。

但这家伙感觉蛮有趣的，我也开始无聊了，便朝他友善地点点头。几分钟后，他穿过宾客人群走来，我把功能正常的那只耳朵对着他。

“你好，”他说(没错，确实是美国人)，“我叫吉恩·哈特福德，感觉我们在别处见过。”

“很可能，”我答道，“我曾在美国待了一阵子。我叫阿瑟·克拉克。”

报出名字后，对方通常会一脸空白，有时则不然。我几乎能看见他凌厉的棕眼后方有台IBM电脑正在读取打孔卡资讯，灯光闪烁，而且访问时间之短，令我备感虚荣。

“科学作家？”

“正是。”

“这可真是太棒了，”他看来真心赞叹，“现在我知道在哪儿见过你了，你去上戴夫·加罗韦节目时，我在摄影棚遇见过你。”

(这条线索或许值得调查，但我觉得没什么用，况且“吉恩·哈特福德”感觉就是假名，念起来太顺口了。)

“所以你是电视圈的人啰？”我说，“在这里做什么呢？搜集题材，还是度假？”

他露出坦率和善的微笑，正是有所隐瞒的人特有的神情。

“噢，我只是四处看看啦。说起来，有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在你出版《太空探索》时就拜读过了。啊，想不起来那是哪年……”

“一九五二年，每月一书俱乐部的面貌从此再也不同。”

对话期间，我一直在打量他。这人感觉有些什么令我反感，我却说不出具体原因。再怎么说，对于任何读过我的书也混电视圈的人，我都愿意多为对方留些余地，姑且信之。何况，麦克和我总是在找潜在市场，四处推销我们的水底故事，好拍成电影。不过，那和哈特福德的业务完全扯不上边。

“听着，”他急切地说，“我正在筹备一个很大的电视计划，你可能会感兴趣……其实，帮我想出这个点子的正是你呢!”

听起来蛮有搞头的，我心中的贪婪系数往上跳了几个百分点。

“真高兴听你这么说。主题是什么？”

“在这里不方便说，要不我们在我住的酒店碰面吧。明天下午三点好吗？”

“让我看一下行程……没问题，可以。”

美国人到科伦坡只会选择两家酒店，我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