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的政治等级，形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制度化民族歧视体系。

二、四等人制在户籍管理中的具体实践

（一）户籍登记与身份区隔

元朝户籍制度实行“诸色户计”

，即在职业户种（军户、匠户、民户等）之外，叠加民族等级属性。

登记时，官府需在户籍册中明确标注“蒙古”

“色目”

“汉人”

“南人”

身份，甚至细化到具体部族（如色目人中的“畏兀儿”

“回回”

）。

例如，1970年出土的《黑城户籍文书》显示，甘肃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户籍簿中，每户均注明民族成分，蒙古军户可免服杂泛差役，而汉人民户需承担沉重赋役。

不同民族的户籍档案由不同机构保管：蒙古宗王、贵族的户籍属宗正府“玉牒”

系统，严禁汉人官员查阅；色目富商大贾的户籍由市舶司与地方官府共管；汉人与南人的户籍则归入州县“黄册”

，但需定期向蒙古监察机构“肃政廉访司”

报备。

这种隔离式管理，从制度上固化了民族间的身份鸿沟。

（二）政治权利的等级分配

1入仕途径的民族限制

元朝官制中，中央政府的核心职位（如中书省丞相、枢密使）几乎全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

至元二年（1265）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色目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达鲁花赤作为地方最高监临官，必须由蒙古人或少数亲信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仅能担任副职。

科举考试更凸显民族歧视。

延佑复科（1315年）后，将进士录取分为左右两榜：蒙古、色目人考“右榜”

，题目较易，录取名额各25人；汉人、南人考“左榜”

，题目较难，录取名额各25人，但南人人口占全国八成以上，录取比例悬殊。

如泰定元年（1324）进士榜，南人录取者仅占16，且不得担任翰林国史院等清贵官职。

2司法特权的制度化

《元典章》规定：“蒙古人扎死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