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土地荒芜与农业经济衰退

户籍失序导致大量土地无人耕种。

后梁开平四年（910年），户部奏报：“自唐末丧乱，京畿周边百里，耕者十无二三，良田鞠为茂草，皆因户籍散佚，业主不明”

。

后唐天成元年（926年），枢密使安重诲巡视关东，见“曹、濮、郓诸州，户口减耗，田畴荒芜，问其故，皆曰：‘百姓惧苛政，多逃于他境，或聚为盗寇，田无人耕’”

。

土地荒芜又引粮食危机。

后晋开运二年（945年），汴州大饥，“人相食，户口减大半”

，官府因无准确户籍，无法调配救灾物资，只能眼睁睁看着灾情蔓延。

《五代会要·户口》记载：“五代之民，死于兵者十四五，死于饥者又十四五，户籍所存，十不余一，中原经济几近崩溃”

。

五、户籍崩解下的民生困境与社会失控

（一）身份认同丧失与社会流动阻滞

在籍百姓因战乱沦为“无籍之民”

，失去法律身份保障。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封民妇张氏诉称：“夫死于兵，子逃于外，自家户籍被焚，今无凭为证，田产为邻人所占”

，官府因无户籍档案可查，最终不了了之。

此类案例在五代极为普遍，百姓失去户籍如同失去“身份证明”

，无法主张财产、婚姻、诉讼等权利。

社会流动也因户籍限制而阻滞。

唐朝通过科举打破阶层固化的通道，在五代几乎断绝——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科举规定：“应试者须具乡贯户籍，无籍者不得应试”

，大量流民子弟被排斥在仕途之外，只能沦为“吏胥”

或“军卒”

，社会阶层日益固化。

（二）治安失控与伦理崩坏

无籍流民为生存常铤而走险，导致盗贼横行。

后梁乾化年间，“陈、许、蔡诸州，流民聚为盗团伙，大者千余人，小者数百人，剽掠州县，杀官吏”

，官府因无户籍可查，难以追缉。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御史台奏报：“诸州无籍之徒，多结党为盗，乡村聚落，殆无宁日，盖因版籍不明，奸宄易匿”

。

户籍制度的崩坏更冲击了传统伦理。

为逃避赋役，百姓“父析子异，母嫁女离，以求单丁免役”

，家庭结构被破坏。

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户部郎中王延嗣奏称：“今民多诡名析户，以避徭役，有一户分为五六户者，父子异籍，夫妻别户，纲常紊乱，莫此为甚”

，社会伦理秩序濒临崩溃。

六、乱世中的户籍重建尝试与历史启示

尽管五代户籍制度整体崩溃，部分政权仍尝试重建管理体系。

后唐长兴二年（931年），明宗李嗣源下令“括天下户口，委诸道州县造籍，每岁一奏”

，并规定“隐漏一户，刺史罚俸一月”

，虽因藩镇抵制成效有限，却为后周改革奠定基础。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柴荣推行“均田图”

，以清查土地带动户籍登记，“定诸州户藉，第其甲乙，均其租赋”

，使后周户籍人口较后汉增长近一倍，为北宋统一后的户籍制度重建提供了经验。

五代十国的户籍乱象，本质是中央集权崩溃下社会治理的全面失效。

战争摧毁了户籍的物质载体，流民潮瓦解了户籍的人口基础，藩镇割据割裂了户籍的管理体系，最终导致“版籍不立，赋役不均，民生凋敝”

的恶性循环。

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