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更是开始延展。

    他精准引用《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一句，并深刻点明其精髓不在于宽猛之辩，而在于“体天心之不忍，尽人事之精微”，此乃“忠厚之本源”。

    此句便如同定海神针，牢牢锚定了“忠厚”的核心在于对天道的体察与对人事的极致用心，让文章变得立意正大且根基稳固。

    “昔圣王制刑赏，必先存哀矜。禹见罪人下车泣问，非纵有罪，诚知饥寒迫身、教化未至者，皆君德之亏；成汤解三面之网，祝曰‘欲左左，欲右右’，开示生路，导人自新；周室盛时，囹圄空虚，非刑弛也，德风所被，民耻犯禁，此忠厚之化也。”

    第二段，章衡以厚重的史实为砖石，层层构筑其论证的高塔。

    从大禹见罪人而泣问、成汤解网示仁，到周室囹圄空虚，他勾勒出一幅圣王以仁心为本、教化先行，从而臻于“忠厚之化”的理想图景。

    这些典故不仅佐证了其开篇论点，更生动展现了“忠厚”在实践中的崇高形态。

    “后世刑赏之弊，多失本心，秦法凝脂，弃灰者刑，至陈涉一呼而天下倾。盖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汉张释之治犯跸，文帝欲诛，释之持‘法者天下共’之义，卒罚金而止。向无释之，则君怒失度，法意荡然。”

    第三段章衡则是笔锋一转，他痛陈后世刑赏之弊——失其本心。

    以秦法严苛终致天下倾覆为反面教材，深刻揭示“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的悖论，再辅以汉文帝时张释之据理力争维护法度的正面案例，形成鲜明对比，有力论证了失却“忠厚之本”的刑赏，不仅无效，更是祸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