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蔫头耷脑，蒙着层洗不掉的灰白尘土，空气里凝滞着一股子被烈日反复烘烤过的尘土腥气。

窗外那片干涸龟裂的塘底，像一块巨大的、皲裂的伤疤，烙在七月滚烫的土地上。

办公室老旧空调苟延残喘般嗡嗡作响，勉强搅动着浓稠的热气，窗外蝉鸣撕扯着耳膜，一声接一声，单调得令人心慌。

“啧，听说了吗？长河村那事儿……”

财务科的李姐端着茶杯凑过来，压低的声音里混杂着一种隐秘的、令人不适的兴奋，像指甲刮过粗粝的水泥墙面，“就昨晚的事！

老陈家那小子，才二十出头哇！”

我心里咯噔一下，隐约猜到了什么，手指无意识地捏紧了冰凉的笔杆。

“死了！

一个人在家，死了好些日子了才被现！

说是他姑妈上门叫不应，推门进去……哎哟我的天爷！”

李姐夸张地吸了口气，脸上堆砌着混杂了同情与猎奇的油腻神情，“都‘浮囊’了！

那股味儿，隔老远……”

她没再说下去，只用一只手在鼻子前使劲扇了扇，仿佛那腐烂的气味已经穿透厚重的墙壁，钻进这间开着冷气的办公室。

寒意顺着脊椎猛地窜上来，空调的出风口正对着我的后颈，吹得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浮囊……这个词冰冷而形象地砸进脑海，眼前瞬间闪过一些模糊而可怖的画面——肿胀变形的皮肤，腐败的气息弥漫在空寂的院落里。

那个叫陈牧的小伙子，我对他有些模糊的印象，瘦高个儿，前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老实内向，是村子里少数几个留守下来的年轻人之一。

他的父母，像村里绝大多数青壮年一样，如同离巢的候鸟，在遥远南方的流水线上谋生，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哎，造孽啊……”

李姐摇头晃脑地叹着，摇晃着半杯浓茶走开了。

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更闷了，带着一种无形的粘稠压力，沉甸甸地坠在心头。

下班后，我把车开得很慢，车轮碾过村道边缘干枯的蒿草，出噼啪的脆响。

绕过村西头那个巨大的、闪着金属冷光的崭新信号塔，再往前就是长河村的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