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被问得语塞，只匆匆告辞，如今想来，刘安那时便已知士绅的抗辩底气不足，只是仍想为自己谋利。

他回到案前，取过狼毫笔，笔杆是湘妃竹制，是岳峰的旧物，笔杆上还留着岳峰握笔的温痕。

笔尖蘸满浓墨，悬在桑皮纸上，却未立刻落笔——他要写的不是一封普通的回函，是一篇“辨祖制、斥贪腐”

的檄文，既要引经据典，让士绅无从辩驳，又要情理兼顾，让被迫签名者有退路，还要警示官官相护者，不可再助纣为虐。

第一笔落下，写的是“复江南士绅书”

六字，字迹庄重，无半分潦草。

接着便引《大吴祖训》原文：“神武祖训‘士绅免漕役’，注云‘役者，力役也，指免亲身赴码头装卸漕粮，非免粮税。

士绅田亩百亩者，仍需按亩缴漕粮，不得私免’，此乃祖制真义，非阁下私解之‘免漕粮’也。”

写到“私解”

二字时，笔尖微微用力，墨色浓沉，像一道惊雷砸在纸上。

谢渊接着驳斥前礼部侍郎（致仕）所谓“元兴朝士绅免漕粮”

的谎言：“阁下言‘元兴朝士绅免漕粮’，实则断章取义。

元兴二十年，周忱任江南巡抚，士绅亦以‘祖制免役’抗辩，忱引祖训原文驳斥，令士绅按田纳粮，当年江南漕粮便增五万石，边军无次米之苦，此载于《元兴朝漕运判例》卷十七，阁下岂会不知？阁下刻意隐此史实，非忘也，是欺也。”

他特意提及周忱的判例，既是给前礼部侍郎（致仕）施压——前朝已有先例，你今日的抗辩不过是重蹈覆辙，也是给江南士民看——整饬漕运非他独断，是循前朝善政，让士民明白，改革是为护公义，非为苛待士绅。

写到联名信时，谢渊没有直接斥责所有签名者，而是留了余地：“闻联名信百二十人，多有被迫者——或欠阁下高利贷，或惧阁下查旧账，非真心赞同。

阁下以利诱、以威胁迫人签名，是为‘名流’之举？还是为贪腐张目？至于联名者中，前礼部侍郎私吞漕粮五百石、苏州文人匿报田亩百亩，此等贪腐之辈，亦列‘名流’，何其可笑！”

他只点出部分贪腐者的身份，既揭露真相，又给其他签名者留了撤回的余地，避免激化矛盾。

回函的最后，谢渊阐明整饬漕运的初衷，语气虽坚定，却带着悲悯：“某整饬漕运，非为与士绅为敌，乃为护边军、护苍生。

边军士卒食次米腹胀，阁下可曾见？江南自耕农因士绅匿报田亩，需多缴粮税补亏空，阁下可曾怜？祖制乃治国公器，非阁下私谋之具；江南安定，非靠士绅贪腐，乃靠官民同心、漕运畅通。

若阁下愿遵祖制、按田纳粮，某可奏请陛下，免阁下此前私换好米之罪；若仍执迷不悟，某必穷查贪腐，按《大吴律》治罪，纵有百二十人联名，亦不敢徇私。”

写完回函，谢渊通读一遍，墨色已干，字字如刀，却又带着温度——他既不想激化矛盾，也不想姑息贪腐，只想凭祖制、凭公义，让士绅明白，改革势在必行，顽抗无益。

他将回函折好，放入信封，信封上写“江南士绅亲启”

，字迹无半分敌意，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传玄夜卫北司经历（沈毅）来，命他将此函亲送江南士绅领，若其愿撤回抗辩、按田纳粮，便带其来京见驾；若仍抗辩，便将联名者贪腐证据公之于江南各府，让士民知其真面目。”

谢渊对亲兵道，他知道，玄夜卫北司经历（沈毅）熟谙江南士绅的脾性，由他送信，既能确保回函送到，也能观察士绅领的反应，为后续处置做准备。

玄夜卫北司经历（沈毅）接函后，即刻启程赴江南。

谢渊则召来兵部侍郎（杨武），命其拟《漕运士绅纳粮细则》，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