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的午后总是滞重得像浸了水的棉絮，工会办公室那扇朝西的玻璃窗蒙着层薄灰，把炽烈的阳光滤成了柔和却乏力的淡金色。灰尘在光束里浮沉，像被遗忘在时光缝隙里的碎屑——那是这间临时租借的办公室里，最不缺的东西。李默伏在褪色的木质办公桌上，鼻尖几乎要碰到一叠厚厚的投诉材料，油墨味混着窗外飘进来的柏油热气，让他的太阳穴突突地跳。

    材料上是速达骑手们的高温补贴申诉，每一页都贴着泛黄的考勤记录和模糊的温度计照片。李默的钢笔尖悬在“刘建国”这个名字上方，迟迟没有落下——这位五十多岁的骑手上周在配送途中中暑晕倒，醒来后收到的不是慰问，而是系统自动发送的“超时扣款 200元”通知。指腹摩挲着纸上皱巴巴的签名，李默轻轻叹了口气，指尖的薄茧蹭过粗糙的纸页，那是常年握笔和搬运物资留下的痕迹。

    就在这时，“吱呀”一声轻响，办公室那扇合页生锈的木门被轻轻推开。一股带着凉意的风涌了进来，卷起桌上的几张便签纸，李默下意识地伸手去按，抬头时恰好对上逆光而立的身影。

    女人站在门框中央，身形单薄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领口处有一道不明显的磨损，袖口整齐地挽到小臂，露出纤细却紧绷的手腕。齐肩的短发被精心别在耳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只是鬓角有几缕碎发因为汗水贴在皮肤上，显出几分狼狈。她的手里紧紧攥着一台旧笔记本电脑，黑色的外壳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划痕，边角处甚至有些掉漆，显然用了很多年。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手指——指节泛着不正常的青白，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蜷缩，指甲盖边缘有几处细小的裂口。

    “请问是李默秘书长吗？”女人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像被风吹得发颤的琴弦。她的目光快速扫过办公室，落在墙上“速达骑手维权工会”的红色横幅上，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又很快被某种坚定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