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臣以为宗教这一条是可行的。”

    礼部尚书刘宗周出班了：“藏佛虽然在乌斯藏犯下种种恶行，但他们与草原诸部的佛教、大明境内的佛教是有极大差异的。

    乌斯藏的藏佛是草原诸部的佛教的源头，乌斯藏的藏佛是政教合一，佛教是最高权力核心。

    草原诸部则是藏佛的接受者和护持者，地位上是政教联盟，世俗汗权高于教权，是最高政治和军事领袖，佛教领袖是其精神导师和政治盟友，为汗权提供合法性。

    从关系上分析，乌斯藏的藏佛是完全渗透，主导一切，影响了乌斯藏的社会、经济等等，

    而草原诸部则是上层推崇，下层混合，贵族和精英阶层全面皈依，但基层牧民中仍保留大量萨满教的传统和习俗，

    诸如祭敖包、祭山神等等，形成一种‘佛教为体，萨满为用’的混合形态。

    总结起来，乌斯藏的佛教是主人的身份，它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核心；而蒙古的佛教是贵客和顾问的身份，它被世俗权力请来为其服务。

    其次，大明开国时太祖就认为宗教必须服务于皇权和国家统治，绝不能凌驾于其上，所以就设立了僧录司和道录司，用来管理和监督僧道的行为。

    僧官们由出家人担任，但其任命和管理权在朝廷（礼部），他们的身份首先是朝廷的官员，其次才是宗教人士。

    政主教从的根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打破，所以，大明两百多年来，从未有僧道能影响朝政的事情出现。

    所以，朱童蒙提出的在卫拉特四部推行佛教来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