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柴荣亲征北汉时，“十朝不倒翁”的冯道没有随行，留在京城的大臣里以他的资历和威望最深。

    但皇帝却让郑仁诲为东京留守，只命冯道担任先帝的山陵使，主持太祖丧事。

    而且柴荣回来后，立马加郑仁诲为侍中。

    待后来郑仁诲身染重病，皇帝更是两次到他府上亲自慰问，还表现的异常悲伤，欷歔不已。

    若不是因为郑仁诲染病不能再主事，这次攻伐江南的留守之职或许还轮不到向训。

    放眼整个大周，能享受这个待遇的重臣，可谓是屈指可数，恩宠的程度不言而喻。

    至于为何？

    其实从郑仁诲的履历上就能瞧出端倪来——尤其是他被郭威委任为枢密使这件事。

    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朝后期，本为内廷宦官充任的临时差遣，属于唐代“使职”发展的产物。

    彼时枢密使不过掌承宣诏命，更像是天子的喉舌，并非是朝廷的正式部门。

    及至五代初改由士人充任，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院的职掌范围随之扩大，枢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

    后来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建立起日趋庞大的枢密院机构，总揽财权、政权、军权，逐渐由内廷向外朝的转化，成为正式的决策机构。

    但这却又导致了一个隐患，那就是由武臣掌管枢密院，使得统兵大将却兼有调兵权，本该有的制衡却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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