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时就有“高情逸志，画之不足，题以诗之”的传统。这个风尚在宋代以后变得尤为盛行。

    文徽明、徐谓如今所留下来的那些记录山水田园风光的画里，几乎张张都有附带着的提画诗。

    放心。

    就算他们本人当时没来及提，稍微等个百十来年两百年的，也会出现一个叫爱新觉罗·弘历的人，下朝回来剔着牙随手给它写几句诗上去，再啪叽，扣个十全老人的大印。

    情景交融，诗画一体。

    诗与画，画与诗，本来就是宋代以来文人画传统的一环。

    做诗的好坏水平另谈，但有宋以来画宗的艺术名家们，有一个算一个，鲜有不同时是一位诗人的，鲜有一生不写过一两诗的。

    书、诗、画——这是文人士大夫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三种托物言志的载体，并在一张张古老的卷轴上浓缩为一体。

    但这个传统，在西方的艺术体系里，却非常少。

    这当然不是西方画家天生缺少艺术追求，低人一等。就像国画里对肌肉的刻画、对比例的关系的研究可能不如西式油画精细，也不是东方的画家天生缺少艺术追求，低人一等一样。

    它取决于画家是怎样“活”下去的。

    传统意义上，西方的油画或者水彩，在发展初期，都全然以记录现实，还原现实为第一要务。

    甚至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以前。

    东方的画家他们的主要职责和现在的艺术家没什么太大区别，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