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在七月末的晨雾中显得格外沉重，仿佛还在为昨日那场骇人听闻的惨剧哀鸣。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圣拉扎尔医院玻璃窗时，一间单人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与腐肉混合的刺鼻气味。

    爱德华-贝努瓦·德·维勒纳夫躺在冰冷的铁架床上，右半边脸覆盖着厚厚的亚麻纱布，渗出的淡黄色液体浸湿枕头。

    他时而发出意义不明的嗬嗬声，时而突然坐起尖叫，手指徒劳地抓挠着空气，仿佛仍在摆脱那蚀骨的灼痛。

    “给他注射十格令吗啡。”医生摘下沾着血污的手套，对助手吩咐道。

    当针尖刺入皮肤、药物被缓缓推入血管以后，维勒纳夫突然安静下来，只用浑浊的左眼死死盯着天花板。

    “是主教……还有那个神父……”他的声音嘶哑。

    “他们说……只要我演得像……就能去土伦……不用去精神病院……”

    克洛德警长此时正推开门走进来，恰好听见这段断断续续的供述。

    他示意手下守在门口，自己则从公文包取出记录本：“维勒纳夫先生，能再说清楚些吗？主教和神父和你说了什么？”

    但这时候吗啡开始发挥作用了，维勒纳夫的眼神又变得涣散：“圣水……本该是温水……”

    他突然咯咯笑起来，牵动了伤口，又在倒抽冷气：“他们要我喊……喊那些魔鬼的话……说这样……信众才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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