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从地里种出来的，是商人们跋山涉水搞运输搞出来的。

这些各地地方父母官勤勤恳恳经营收取上来的物资，哪里能轻易交给你们那些不事生产的军混子抛洒使用？

至于韩太尉那边，身份对他的影响就更简单了。

一将功成万骨枯，他这种人何时会在意战争中士卒、百姓的性命和财货钱粮的损失？他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战略目标价值如何，能不能实现而已！

而当下的议题，事关大炎的国运走向。

只要能掐灭乌萨斯吞灭大炎的可能，别说区区钱粮财货了，便是将龙门的几千万人命都给抛洒出去了又如何？总比未来亡国灭种要来得好！

何况这本就是为了有用之事做消耗，哪里算得上‘抛洒’二字了？

再加上文官和武将两个群体之间长久的认知对立，就更难让他们认可彼此的逻辑了。

文官觉得武将平时空耗大批财货钱粮却一点实务不做，对国家财政民生毫无贡献，通过一场战争就能扶摇直上，大富大贵，乃是纯纯的‘幸臣’，哪里比得上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

而武官却又觉得文官都是懦夫，区区钱粮的经营运输工作而已，哪里比得上自己将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冲杀来得危险刺激？毫无担当，端的是‘小人行径’。

抽象一点说，双方这也算是‘长痛’和‘短痛’之间的相互歧视了，很难真正分一个对错出来。

甚至以上‘歧视’，都还是单论双方各自的本职工作，没有做任何不道德的延申。

再考虑上其他个体事件，比如武将喝兵血、养寇自重、劫掠、杀人成性，文官贪腐、争权夺利、搞政治构陷、拖延后勤供养什么的，大伙之间能没有矛盾才怪了。

就比如当下，贺太傅跑到龙门来，说是为了看老朋友，不也有监视成分在里面，害怕韩太尉再一次崛起，依然难逃‘争权’范畴。

而韩太尉轻易定下刺杀德雷克的策略，全然不顾炎乌战争挑起后龙门的生死问题，恐怕也和他对魏延吾的‘仇恨’有关。

真计较起来，这两位的私货绝对都不轻，没一个是干净的。

如前文所说，‘党争’当中没有真正的‘为了反对而反对’，从来都是个人感情和事实道理混合掺杂的结果，各自有属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