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双方都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可在士兵眼中，他们不过是两个系统截然不同、却同样冷酷的收割机器。泰伦联邦让他们为贵族资产阶层的利益而死，凯莫瑞安则要求他们为一种模糊而空洞的“革命理想”赴死。

    这两个制度之间的根本区别，只在于一个用市场包装暴力，另一个用信仰粉饰强权。

    “你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沦落到这一步的？”在一次押运任务后，林渡低声问海若雪。他们正从前沿物资点返回主营地，天色泛黑，轨道车在焦土中轧出沉重铁响。

    “沦落？”海若雪看了他一眼，“我们根本没‘落’，因为我们从来没站起来过。”

    营地内，有些士兵开始偷偷翻阅流传下来的“战前政治读物”，那是被联邦官方明令禁止的旧时代书籍，讲述早期共和国的理想、反战哲学、社会契约精神，以及“军权服从公民权”的法治观念。许多新兵读完后久久沉默，因为他们从未在军中听说过这些思想。

    也有人私下开始抄写《巴兹莱尔笔记》里的那句箴言：“当服从的代价是人性的消亡时，反抗便不再是权利，而是义务。”

    这些读物在军中形成一个悄无声息的“地下共同体”，新兵们不再只是机械地接受命令，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指挥官的每一道调令、每一次调拨背后的真正动机。

    他们开始讨论：“为什么凯莫瑞安和联邦不能真正谈判？”

    他们开始思考：“如果两边都是错误的，我们该站在哪一边？”

    甚至有人提出：“我们能不能不站在任何一边？”

    这是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