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杨桢和靳仰弛上初中。

    靳仰弛被爹妈强硬地塞进了北京最好的几所中学之一，因为从此以后要苦苦上学、补课，靳仰弛在家哀嚎，被爹妈混合双打，含泪填了入学申请。

    杨桢仍然上的是附属中学，这次好说歹说脱离了珞山大学的范围，距离家很近，温从言的自行车对杨桢来说有点大，杨飞榕专门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

    十月，放了学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还是有一阵阵热风漾过。杨桢的头发长到了肩膀，她的头发细软，索性扎个高马尾，看上去精神了不少。

    “爷爷，有我的信嘛？”杨桢骑着单车，先去了一趟校收发室，里面拿着蒲扇扇风的啤酒肚大爷，看上去很和蔼。他抬头看了一眼面前这个来去匆匆又缄默的女孩，在里面找了一会，还真找出一封信。

    “杨桢是吧？”大爷仔细看了看上面的狗爬字，将信递给杨桢。

    她被热得用手扇风，将信收过来之后对大爷道了声谢，就踩着自行车踏板走了。

    大爷看着杨桢的背影透出几分好奇，因为在这个初中写信交流的人寥寥无几，所以开学之后她找到收发室的时候，大爷很是惊讶了一把，之后不管有信没信，隔三岔五这个女孩儿就会过来问一下。

    基本上收到信没几天，就会寄出一封新的信。

    此时杨桢散了头发，迎着晚风已经骑着车在东湖边上撒了欢似的放肆了，校服被她塞在车筐里，一路骑到凌波门，她才将车停下来，从书包里抽出一封信，再拿上水杯，走到凌波门前的窄桥尽头。

    旁边有不少过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