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们的强烈反对，被迫对印刷术的应用范围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定。例如由帝国真神教教长阿布杜拉发布的通令规定，使用印刷术的范围是，只准人们印刷真神教以外的其他各种科目的突厥文书籍。

    1722年6月，素丹下令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在齐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出版突厥文的各种书籍。

    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印刷术一经采用，对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显示出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促进奥斯曼帝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向东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齐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杜会生活也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开始热衷于饮用茶叶，欣赏东方戏剧歌舞表演。

    对于游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齐国学者，争相邀请，与之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他们甚至还醉心于东方的山水泼墨画和东方风格的建筑。修建东方风格的公园，使用东方样式的家具，模仿东方的室内装饰等，一时便成了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另类时尚。

    连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本人也在他的宫廷门外盖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东方古典式宫殿。为了更多了解东方和学习东方，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重要官员都被作为使臣派往汉洲，受命对齐国的文化、制度、科学和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供奥斯曼人借鉴之用。

    他们回国后，都用近乎赞许好奇而惊讶的口吻，汇报了齐国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甚至繁荣的市井文化的情况。

    奥斯曼帝国在贝尔格莱德之役后，属于相对的和平时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齐国的影响和那些被聘请的齐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