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

    例如1623年至1646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年至1661年掌权的大维齐穆罕默德·科普鲁卢，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非法所得财产。

    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欧洲联军交战中一败涂地，尤其1699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教训中看到了欧洲的军事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的目光转向东方。

    因此可以认为，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社会改革是从军队近代化的尝试中启动的。例如，奥斯曼帝国两度耻辱地败于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事实，以及齐国由一个弱小疲敝的小国，接连击败荷兰人和英格兰人，迅速崛起为印度洋霸主，并在对莫卧儿帝国战争中，轻松取胜，这个事例告诉人们，只要认真地学习齐国，推行社会改革全面进行的方案，便有可能使得奥斯曼帝国摆脱贫弱，再度成为它的敌人的强大威胁者。

    因此，赞成这种社会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于1718年上台当上了大维齐之后，同年6月，他呈递给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进行军事改革，迎头赶上欧洲军事技术发展的奏本，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

    他首先下令于1719年在齐国的建业、大兴、临淄等城市增设帝国领事馆，并于1721年任命热衷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事业的著名政治家切莱比·穆罕默德为全权访齐大使，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对齐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学习，要求他详细地研究齐国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及时汇报其中能够使其应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齐国的军事学校培训制度。

    早在1708年，时任齐国驻奥斯曼帝国参谋军团负责人的张昭训，曾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