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拿出来，她展开看了看，红着脸说：“真好看，就是太贵重了。”我把父亲给的手表递给她，帮她戴在手腕上：“以后看时间方便，别再摸黑走山路了。”她低下头，手指轻轻摸着表盘，眼泪滴在手表上，亮晶晶的。

临走时，她送我到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说：“这是我给你织的围巾，织得不好，你别嫌弃。”我打开布包，是一条灰色的围巾，针脚有些歪歪扭扭，却看得出来织得很用心。我当场就围在脖子上，笑着说：“好看，比供销社卖的还好看。”她看着我，笑得像正月的太阳，暖得我心里发甜。

正月底的时候，母亲托了村里的王媒人去邮电所跟小芦的父母谈结婚的日子。王媒人回来跟我说，小芦的父母都是老实人，说只要我们俩愿意，日子随便定。我跟小芦商量，说想定在正月二十六，因为那天是我母亲算的好日子，也是我们认识半年的日子。小芦点点头，红着脸说：“都听你的。”

那几天，我每天都像踩在云朵上，走路都带着风。我跟小芦一起去镇上的百货商店买结婚用品：她挑了一块粉色的床单，说要铺在新房里；我挑了一对红色的暖水瓶，上面印着“囍”字；我们还一起去照相馆拍了结婚证上的照片，她坐在我旁边，笑得特别甜，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摄影师还笑话我们是“最害羞的新人”。

办结婚证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拿着结婚证从民政局出来，小芦把结婚证抱在怀里，像抱着宝贝一样。她跟我说：“亲爱的，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会好好跟你过日子，也会好好照顾叔叔阿姨。”我把她的手攥得紧紧的，说：“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再也不让你走那么远的山路送信了，我养你。”

我们计划着，结婚后就跟邮电所申请，把小芦调到镇上的邮电所，这样她就不用再走山路了。我还想着，等春天来了，就带着她去看我小时候常去的那条河，去摘漫山的映山红；等秋天来了，就跟她一起去山里捡栗子，像她信里写的那样，尝一尝野柿子的甜。

可谁也没想到，正月二十五那天，灾难会来得那么突然。

那天早上，我还去供销社买了些糖果和瓜子，准备明天结婚时招待客人。我想着下午去邮电所接小芦，让她跟我一起回家，晚上跟父母一起吃顿团圆饭。可还没等我出发，邮电所的老张就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赶来，脸色苍白，嘴唇发抖，说：“你快去医院，小芦她……她出事了。”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糖果袋掉在地上，糖滚了一地。我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车轮子都快飞起来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小芦不会有事的，她那么好，那么坚强，一定不会有事的。

到了医院，我看到小芦的父母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母亲在哭，父亲低着头，肩膀在发抖。我跑过去抓住老张的胳膊，声音都在颤：“小芦呢？她怎么样了？”老张红着眼圈，叹了口气，说：“急性心肌梗塞，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不行了”这三个字，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我踉踉跄跄地走进病房，看到小芦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像纸，眼睛闭着，嘴角还带着一点淡淡的笑意，像是睡着了一样。她手腕上还戴着我给她的那块上海牌手表，表盘还在转，滴答，滴答，像是在跟我告别。

我走到病床前，蹲下来，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已经凉了，再也不会暖起来了。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的笑容，想起她信里写的山路故事，想起正月初六那天她给我织的灰色围巾，想起我们一起买的粉色床单和红色暖水瓶，想起我们结婚证上的合影，想起她说“亲爱的，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