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积极性的现代财税制度。这包括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稳定地方预期；探索基于常住人口、而非仅仅是户籍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让公共服务的阳光更公平地照耀每一个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劳动者；同时，研究推进以个人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改革，并适时、稳妥地扩大直接税比重，发挥税收‘削峰填谷’的调节作用。”

“第二，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关键棋。”第二根手指伸出，“核心是打破壁垒，促进公平竞争，特别是要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探索地域性、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更广阔路径，让土地这把‘沉睡的资本’真正活跃起来，其增值收益能有更合理的分配机制，惠及更广泛的群体，同时，坚决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为所有市场主体，创造一个真正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统一市场发展环境。”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是稳定器。”章长江的声音更加沉稳，“目标是编织一张更密实、更公平的安全网。要下决心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彻底解决部分地区‘穿底’、部分地区结余的扭曲局面；加速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地区乃至全国层面的统筹步伐，增强基金共济能力和抗风险水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改革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更加精准、高效的贫困识别和帮扶机制，确保底线公平，绝不能让任何一个群体在发展中掉队。”

“第四，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他的语气带着一丝沉重，“要健全劳工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尤其着力提升一线劳动者、技术工人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必须加强对资本要素收益的规范与调节，探索通过完善相关税费制度等方式，平衡劳资分配关系。并且，要下大力气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效遏制通过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等非市场手段获取不合理收入的行为。对于国有企业，要建立更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差异化的薪酬管理制度，既激励创新活力，又防止内部悬殊。”

“第五，这是最核心的一个点，我们必须打造一套具备长期性的完善监督与法治保障机制。”章长江稍作犹豫，但语气依然坚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深刻的改革都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清朗、稳定、可预期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