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了数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其中以赵爽的《周髀算经注》最为着名。赵爽是第一个对《周髀算经》进行认真而全面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分为：解释文字，推演数学理论，补图等三个方面，突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以“弦图”证明勾股定理。二是对“出入相补原理”的运用。他在“勾股圆方图”书中采用“弦图”对勾股定理进行证明，这一方法比外国同类方法早约一千年；在研究二次方程得出的结论，与“韦达方程”类似，但比韦达早了一千三百多年。孙吴学者阚泽对圆周率也很有研究，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就是借鉴了他的成果。

佛教

建业是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孙吴的佛教中心。从实际考古材料看，三国时出现了有年代证据的鎏金铜像和陶瓷佛像。佛教造像特别集中在陶瓷谷仓罐和铜镜图纹上，而且都分布在吴境之地。

东汉末年，北方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仍，而江南区域则相对安定。因此，为避战乱，大批佛教信徒和僧人也随着北方移民移居江南。三国时期，高僧支谦、康僧会先后来到孙吴，受到吴大帝孙权的推重。孙权为康僧会建造了建初寺。建初寺亦称佛陀里，为中国历史上江东地区的第一座佛寺，对孙吴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吴末帝孙皓时，曾设定法令要求废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并打算毁掉佛寺。最终康僧会劝说孙皓改变意图，孙皓大力弘扬佛教，修缮寺庙，并要求宗室信奉佛教。在孙皓推动下，孙吴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

支谦，字恭明，月氏人。汉灵帝时来华。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称。汉献帝末年，逃避兵火来到江南，从事译经工作。支谦得到孙权的支持，并被任命为博士，辅佐太子，足以说明孙吴对佛教的重视。支谦翻译了大量经卷，如《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瑞应本起经》《微密持经》等约30部，其译“辞旨文雅，曲得圣义”，得以“遍行于世”。其译经对后来诸多道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天竺。赤乌十年（247十年）到达建业，传播佛教，并携来佛画，吴画家曹不兴曾加以模写。 先后译有《六度集经》等。 宋代编成的“二十四孝”中“郯子乳鹿奉母”故事就是从《六度集经》中《睒道士本生》和西晋圣坚所译的《佛说睒子经》里的内容等演化过来的。康僧会提出了“儒佛同一”观，并以佛教的“仁道”附会孟子的“仁政”，把“仁”视为佛的最高境界。康僧会重禅法，对江南禅学的形成影响深远。

道教

汉末以来，先后传入江东的有属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属于五斗米道支派的李家道等。据葛洪描述，“又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反映了当时道教支派林立的杂乱状况。

孙策曾因惑众而杀死方士于吉，而孙权则信仰道术，与诸多方术人交往甚密。主要人物为吴范、刘惇、赵达、姚光、介象等人。而被后世尊为道教天师的葛玄也与孙权有过交往。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研究历数，知晓气候；刘惇，字子仁，平原人，知晓天文、懂得占卜，有“神明”之称；赵达，河南人，研究九宫算数用于预测，深得奥妙。 以上三人均善于推测、计算，凡是遇到各种征兆，三人都能准确推算变化，并参与军政活动，在当时受到人们的赞誉。

书法

孙吴的书法文化繁荣，书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皇象。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孙吴书法家。工书，尤善章草、八分书，着有《论草书》，代表作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天发神谶碑》等。

孙吴的皇帝中，孙权、孙休、孙皓等均在书法史中保有一席之地。孙权与孙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