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且下西洋是需要花钱的，群臣也看不到好处。

    这一点上，苏泽倒也不苛责群臣目光狭隘。

    中华文明一直都是个陆权国家，而且物资上高度自给自足。

    在这个背景下，海外殖拓的利润远不如对内挖掘。

    士大夫也都一种规劝君主节欲的政治主张，认为皇帝追求财富和名望，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后果。

    这也是刘大夏烧毁郑和海图，却获得士大夫尊重的原因。

    所以高拱也吃不准群臣对于苏泽这份奏疏的反应。

    但是很多守旧的士人，肯定会认为苏泽是阿谀皇帝的佞臣。

    高拱是一个务实的人。

    登莱开港，其中的好处显而易见，而这次苦兀朝贡，解决了登莱造船的木材问题，也让高拱看到了海外的利益。

    在高拱看来，开海是一件有利于大明的事情，那组织船队重下西洋，恢复西洋诸国的朝贡，似乎也是不坏的选择。

    所以高拱看完了苏泽的奏疏，还是写下了积极的票拟意见，算是支持苏泽所议。

    奏疏送到了张居正手里。

    苏泽自然不可能和张居正密议，这样做是触犯政治默契的。

    张居正仔细看完了苏泽的奏疏，看完后张居正也不得不承认，苏泽抓时机的能力真的很强。

    在苦兀加贡的时候提出“重下南洋”，苏泽在把握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