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原本的职能上。

    六科和都察院，都只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行使督查权，而不是和以前一样，遇到事情就像疯狗一样扑上来，制造舆论压力来整人。

    苏泽写道：

    “窃惟宪台职司风纪，科道责在纠弹，然近日言路渐弛，劾奏多凭风闻，不务实迹。或捕影捉风，以虚词陷人；或牵强附会，借访单逞私。”

    “臣伏请严敕六科、都察院：凡纠劾臣工，务须援引确凿，就事核验。一应弹章必明注时日、指陈实迹，若钱粮则勘验簿册，刑名则查核案牍，吏治则取证民情。”

    “其有虚捏浮言、罗织罪名者，许被劾者具实反坐；若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则科道官当以“风闻不实“论处。如此则宪纲肃而谠论兴，官谤息而实事举。”

    苏泽满意的放下笔。

    以前的种种国策，无论是金瓶掣签还是其他的奏疏，都是苏泽“参考”了历史上的智慧，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文抄”的改革措施。

    但是这一次对考成法的修改，则是苏泽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根据朝堂的现状，制定的具体的政策。

    苏泽更加理解了这句话：“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

    这句话并不是说，政治就要互相妥协，做政治勾兑。

    而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施政者需要足够的耐心，要用最小的代价，逐步推动改革，而不是猛打方向盘猛掉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那整个国家就会被带向深渊。

    有时候不折腾这台国家机器还能靠着惯性运转几十年，一折腾反而更快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