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正为讨论文学、诗词的而存在的文社。

复社每次“社集”，所谓的雅集诗会，就是精神抖擞的骂朝廷。

所谓的千人大会，不是为了造势长声望，就是为了拉团体谋私利。

复社核心首领都是名门世家子弟，寒门子弟多是小卒，只能是那帮豪绅世家们的炮灰。

无论是万历时期的首辅张居正，还是天启时期的魏忠贤，都曾推动朝廷下令禁止结社，妄议朝政。

但是想要扼杀江南文人结社的风气，却是难上加难。

张居正就因此遭到了江南文人的大肆攻奸，曾被人抓住丁忧夺情的把柄，险些难以收场，可谓是被搞得满头是包。

魏忠贤得罪了东林党的下场更惨，崇祯一上位就被搞死了。

崇祯时期的首辅温体仁手段够硬，多次罗织罪名，还拿到了多位骨干的黑材料，准备整治复社。

当时张溥成天担惊受怕，甚至到了“一日数惊”的地步。

可惜崇祯皇帝一再被江南一帮文官忽悠，先后把复社的死对头温体仁和薛国观搞走。

而后东林党和复社核心大佬在虎丘密会，成功促成了前首辅周延儒的复出。

周延儒的复出，无疑达成了他与复社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

周延儒上位后，温体仁曾经套在复社头上的枷锁完全解开，从此之后复社彻底的放飞自我。

复社迎来了最嚣张自由的时代，经常花费巨额钱财在各地举行集会，声威震天，但对国朝大事却一点用处都没有。

而周延儒从崇祯十四年复出后，朝廷税赋剧速减少，大明更是俞发的江河日下。

崇祯元年，朝廷还能收上2000万两税赋。

到了周延儒复出后，崇祯十五年时，税赋不足千万。

崇祯十六年只收到了折合680万两的税赋银。

崇祯十七年，押解到京师就剩300多万两税赋，大部分被江南官绅截留在黄河以南。

江南官绅极有可能那时就已有放弃北面崇祯帝的打算。

而反观被江南复社一帮文人写进史书里的奸臣温体仁和薛国观，他们最起码比周延儒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