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过个肥年了。
嗨,反正你又不抽烟,以后我没烟了就来你办公室弄几包,节约多少钱啊!”
《中国散文》的领导层总有五人,顾问老高,也就是悲夫同志、社长兼总编辑周宗阳、副社长副总编孙朝阳,以及另外两个副社长。
每个月每人都有三条接待用烟,定了标准,顾问和社长是五元五一包,副社长四块五。
所以,老高和周宗阳用的是红塔山,孙朝阳和另外两个副社长则是阿诗玛。
五块五的红塔山和四块五的阿诗玛价格一直很稳定,到九十年代初还是如此。
但到中后期,则飙升到十块和七块五。
当时的阿诗玛质量上乘,属于高档货。
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地,莫名其妙就退出了市场。
至于红塔山据烟民说越来越难抽,最后变成了廉价的口粮烟。
《黄果树》是今年才推出市场的新烟,很受市场追捧,价格已经赶上了红塔山。
王骁波的文章诙谐恶搞,但平时因为长相凶恶,大家都有点怕他。
久而久之,他也变得严肃。
和孙朝阳混熟后,他恢复了风趣幽默的本性。
孙朝阳:“你还讹上我了,真有点后悔让你进评委会。
骁波,烟你不能白抽,平时没事的时候过来坐班吧。”
王骁波:“我要写稿赚钱的。”
孙朝阳:“你也可以来编辑部写稿子啊,这里人多,热闹。
一个人闷家里,非弄出抑郁不可。
你写累了,再帮我们看看稿子,跟作者沟通沟通,给你开一份薪水。”
一个杂志要想办好,收到足够适量的稿件,需要有名作家坐镇,才能引来志同道合者。
比如西安的《延河》杂志,很多作家投稿都是奔着编辑陆遥和贾平凹去的。
所谓,有了梧桐树,才能招来金凤凰。
孙朝阳和王骁波就是《中国散文》的两棵梧桐树。
王骁波点点头:“确实,拿了你们的评审费,确实应该过来干活。
还好我这段时间有空,如果再晚上半年,还真来不了。”
孙朝阳听他话中有话,忙问再晚半年又怎么了?
王骁波道,他是公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