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的粮食，再看看炕上病弱的婆婆、瘦弱的女儿和过早懂事的儿子，一股沉重的责任，沉甸甸地坠在心底。

    七年了，自打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收到那张写着丈夫名字的“阵亡通知书”，她的日子就像这黄土坡，一眼望不到头，只有无尽的苦熬。

    男人死了，死在打鬼子的战场上，留给她一个“烈属”的名头，和这副千斤重的担子。

    眼泪早就流干了，只剩下麻木的、日复一日的劳作，像一头蒙着眼拉磨的老驴。

    铁蛋对爹几乎没印象，招娣更是从未见过爹的模样。

    日子就在这沉重的灰黄色调里，一天天往前挪。直到九月的一天，村头忽然响起了喧天的锣鼓声和嘈杂的人语。

    小王庄，这个闭塞得几乎被遗忘的山坳，迎来了土改工作队。

    整个村子都活泛了，像一潭死水里投进了石块。陈翠兰也被通知去村公所登记人口、核实成分。

    村公所那间破庙改的大屋里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汗味、旱烟味和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气息。

    土改工作队的同志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正挨个询问、记录。

    张干事低头看着登记册，例行公事地询问：“下一个，陈翠兰家是吧？家里几口人？成分？”

    陈翠兰这时方才上前声音低沉沙哑：“四口。婆婆，我，儿子铁蛋九岁，女儿招娣七岁。是贫农。”

    “嗯。家里有军属或者烈属没有？”

    陈翠兰沉默了几秒，仿佛没听